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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 1,公孫尼子作《樂記》說新證

公孫尼子作《樂記》說新證

作者：彭 林（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兼任教授）

儒家文化為禮樂文化，禮樂相須為用，缺一不可。秦火后《樂經(jīng)》失傳，所幸《樂記》猶見存?！坝洝币越忉?、闡發(fā)經(jīng)義為宗旨，故《樂經(jīng)》之大旨、學理，可借此得其大要?！稑酚洝纷髡?，舊說為公孫尼子，然近代學界多不之信，異說紛如。今由郭店楚簡出，公孫尼子作《樂記》說再獲新證。

《樂記》作者之紛爭

《樂記》最早著錄于《漢書·藝文志》“樂類”。劉向校書中秘，得《樂記》二十三篇，孔疏：“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猶在。”十一篇之名為，《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刪除之十二篇篇名，《別錄》有記載。(《禮記正義》卷四十七)唯《樂記》作者姓氏，《藝文志》闕如，劉向、鄭玄亦未之及。

最早提及《樂記》作者之名者，為《隋書·音樂志》引南梁沈約之《奏答》：

《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

《公孫尼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已著錄，作者為“七十子之弟子”；《隋書·經(jīng)籍志》子部有“《公孫尼子》一卷”，原注：“尼，似孔子弟子?！?《隋書》卷三十三，《經(jīng)籍三》)《舊唐書·藝文志》“儒家類”亦有《公孫尼子》一卷，列于《子思子》與《孟子》之間，原注：“公孫尼撰”(《舊唐書》卷四十七，《經(jīng)籍下》)，是此書于隋唐猶見在，沈約之說，恐非空穴來風。然《子思子》《公孫尼子》久已亡逸，后人無從質證，故于沈約之說，疑者自疑，信者自信。

1943年郭沫若發(fā)表《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一文，力主公孫尼子作《樂記》說，其判據(jù)之一，是《藝文志》提及《公孫尼子》時，前后書目排列順序為：《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魏文侯》《李克》《公孔尼子》《孟子》，凡九種；其中，《曾子》《漆雕子》《宓子》三書，均明言“孔子弟子”；《景子》《世子》《李克》三書，或言“似”，或明言“七十子之弟子”；于《公孫尼子》，則明言“七十子之弟子”；最后者為《孟子》。毋庸置疑，此書單當是依作者年代先后為序，并非隨意羅列。郭沫若據(jù)此斷定，《禮記·樂記》取自《藝文志》之《公孫尼子》，并云：“由這些內(nèi)證上看來，公孫尼子可能是孔子直傳弟子，當比子思稍早。雖不必怎樣后于子貢子夏，但其先于孟子荀子，是毫無問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音樂史界出現(xiàn)討論《樂記》作者及成書年代之熱潮，出版《〈樂記〉論辯》一書，收錄25位作者的論文30篇，本文提及各家諸說，均引自此書，讀者可自行查閱)學界多有贊同此說者，如楊蔭瀏、杜國庠、楊公驥、呂驥、李學勤等都從此說。同年，張清常發(fā)表《〈樂記〉的篇章問題及作者》一文，認為今本《樂記》乃河間獻王與毛生等所作、王禹所傳，蔡仲德、施昌東、徐復觀、敏澤等力倡張清常之說。

此外，李澤厚等認為，《樂記》屬于荀子學派。吳毓清則說《樂記》實由漢儒編撰而成。此外，丘瓊蓀說《樂記》是武帝時雜家公孫尼所作。另有學者據(jù)《藝文志》道家類有《公孫尼子》一篇，指《樂記》為道家作品者。各家聚訟如此。

郭店楚簡與《樂記》之契合處

郭店楚墓的年代為戰(zhàn)國中期偏早，所出《緇衣》《五行》《性自命出》《尊德義》《六德》《成之聞之》《語叢》等篇，多為久佚的儒家文獻，乃七十子及其弟子所作，時間與內(nèi)容與《樂記》最為接近，彌足珍貴。得此，我們終于可以跨越前賢從個別字句、段落的比對中判斷《樂記》作者的窘境，而從樂學主旨、邏輯、學理等大端入手，考定其作者。以下數(shù)端，為筆者淺見，是否有當，敬請方家指教。

1.性情二分

法家不談人之性與情。《老子》無性字，亦無情字?！肚f子》習見性與情，然與儒家所謂性情并非一事，即“情”而言，則有“天情”“道情”“物情”“仁義之情”“性命之情”等，故可按下不論。

儒家將性與情分解，用于禮樂，用于治國理民，《中庸》有未發(fā)已發(fā)之說，未發(fā)為性，已發(fā)為情。性為情之本，情為性之發(fā)。此為子思學派的重大理論創(chuàng)建。《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云：“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贝饲椋瑢Ｖ赣杀救恢陨龅那楦?，“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禮運》）。

郭店簡多見涉性情之說，《語叢二》云“情生于性”；《性自命出》論情、性、命的生成關系：“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與情，并非界限分明的兩個層面，而是前者涵容后者，故以金石與聲喻性與情：“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人之雖有性，心弗取不出?！比珑婓w含聲，弗扣則不鳴，必須借由外物方才“出”，最為精當。

2.心感物動

《樂記》音樂理論的基點有二，一是心，二是物；前者是主體，后者是客體；前者因后者的干預而起，這在《樂記》中非常突出，如《樂本》每有所發(fā)，多以音由心生起首，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類似表述，再三再四出現(xiàn)，繼之，則必言及“物”：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情感之“聲”，“非性”，非生性所有。人心本靜，心非發(fā)聲器官，唯“感于物而動”，即“情動于中”，由此產(chǎn)生人的喜怒哀樂情緒。人性有好惡的傾向，而令好惡出現(xiàn)的則是“物”，《性自命出》云：“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比诵呐c物經(jīng)過多次感與應之后，會形成各自的接受外物好惡、善不善的路數(shù)，于是“心術形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形焉。（《樂言》）

樂必發(fā)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樂化》）

“心術”，《說文》：“術，邑中道也，從行，術聲?！别堊陬U先生說：“術的本義是道路，故亦可引申為‘道’?！?饒宗頤：《釋儒——從文字訓詁學上論儒的意義》，《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四)《樂記》的“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形焉”，即《成之聞之》的“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習而后定”。若無正確引導，則“心術”不能得其正，天下不能得其寧。

“物”，乃郭店楚簡與《樂記》共同關注的重要范疇，孔疏：“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贝宋锇ㄒ磺型庠谟谖倚恼撸踔涟òl(fā)自他人的聲音動靜亦在其中，《樂本》云：“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fā)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孔疏：“噍，踧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踧急而速殺也”?！皢?，寬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蓖饩晨啵钗倚陌?，則我聲必噍以殺；外境善，則我心歡，我聲必啴以緩（其余四者類此，下不贅引）。

萬民之心的哀樂，皆有心感外境而起，而國家治亂堪稱最大的“外境”，于民心民情影響最大最切，《樂本》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眻?zhí)政者應該時時傾聽民聲，體察民情，以之為鑒，反思自己為政之得失，“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政策的推出當慎之又慎，千萬不可傷及民心。儒家論樂，并不汲汲于所謂“審美”，而在大眾的心術與國運的走向，審樂而知政，這是儒家音樂思想的偉大之處。故先王治國，“禮節(jié)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何以能治國，至此而恍然大悟。

“感”所關事大，“王政”亦屬于事，亦屬于關乎民心，《樂記》云：“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眹业闹蝸y興衰，無不直接影響到民眾的情緒，故云“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3.品節(jié)謂禮

品節(jié)，是中國禮樂文化的核心范疇之一，唯有洞明于此，方是得儒家教育思想之真諦。人所以為人，在人能以理性引導人性，使情感“發(fā)而皆中節(jié)”，即無過、無不及，《中庸》以此為“天下之達道”。然人非圣賢，不可能自發(fā)地達此化境。禮樂教化的功用，便是幫助人逼近此境，其法，首先分析人的情緒變化規(guī)律，再找出最合適的節(jié)點，引導人們準確把握?！稁熞摇氛撊讼矏倳r動作、情感的層層遞升：“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薄抖Y記·檀弓下》亦有類似的解析：“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舞斯慍”三字當為衍文，說詳拙作《經(jīng)田遺秉偶拾》，載《學林漫錄》第14輯),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踴矣。品節(jié)斯，斯之謂禮。”人喜，則由陶而詠、而猶、而舞，逐節(jié)遞升；人慍，則由戚而嘆、而辟、而踴，亦逐節(jié)上升?！捌饭?jié)斯，斯之謂禮”，孔疏：“品，階格也。節(jié)，制斷也?！睂⑾才橐龑У胶侠淼墓?jié)點，此便是禮。三年之喪，并非成天辟（捶胸）踴（頓足），唯在特定場合方如此。如《儀禮·士喪禮》國君派人前往喪家吊唁，“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踴”，此時主人悲情達到高潮，在儀節(jié)上則要“成踴”，鄭注：“成踴，三者三”，凡九踴。乃《檀弓上》慍系列的最高端。

朱子《中庸集注》：“修，品節(jié)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jié)之，以為法于天下?！庇帧墩撜Z》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子《集注》：“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敝熳訉ⅰ爱斝兄饭?jié)”的大旨，定位于得“性情之正”，至確。

豈料，郭店簡《性自命出》發(fā)現(xiàn)有與《檀弓上》類同的文字：“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喜之終也。慍斯憂，憂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踴。踴，慍之終也?！贝宋闹箅m無“品節(jié)斯”緊隨，但楚簡中提及“節(jié)”、“節(jié)文”處相當之多：

體其義而節(jié)文之。

致頌廟，所以文節(jié)也。

體其義而節(jié)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復以教。

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jié)，好其容，樂其道，悅其教。（以上引自《性自命出》）

文生于禮。（《語叢二》）

文，依物以情行之者。（《語叢三》）

節(jié)文，或簡稱節(jié)、文，是禮儀的基本構成部分，是表達情感輕重、強弱的主要方式，舍此則無所謂禮，其實質是“制中”，使“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郭店楚與《檀弓上》對情的析分以及借此表達禮的邏輯完全一致，學理上亦完全貫通。

4.樂觀其深

樂的功能，世界各民族多定位為娛神、自娛、互娛，而儒家定位為教育。樂有音調(diào)、節(jié)奏，感染力強，潤物細無聲，最易打動人心。《樂施》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言》說，“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起”，“樂觀其深矣”。樂為教民最佳工具的思想也見諸《性自命出》：

樂之動心也，浚深郁陶。

目之好色，耳之樂聲，郁陶之氣也，人不難為之死。

凡學者求其心為難，從其所為近得之矣，不如樂之速也。

樂，禮之深澤也。凡聲，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撥人之心也〔厚〕。

兩者均認識到，樂撥動人心之“深”、之“速”、之“厚”，教育效果尤佳。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郭店楚簡還是《樂記》，對音樂的效用的認識無不根基于儒家的性情學說，即是將人定義為一種情感極其豐富與細膩的動物，人時時受情感的驅使，甚至“不難為之死”，為之殉情。因此，“求其心為難”，唯有在心與物的交接處，以及性與情的轉換處，即樞紐之處，以樂“浚深郁陶”的感染力，“入撥人之心”，使人自覺歸于正道。

5.由情至義

子思學派看重人心、人性，乃是西周以來，民本主義思潮崛起的重要表現(xiàn)，執(zhí)政者不僅要仁愛民眾，而且要關注他們的喜怒哀樂之情。發(fā)人深思的，是通過禮樂教育，使人們學會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情感。子思學派以禮樂為教，以重情為基本特色?！斗挥洝罚ǔ鲎浴蹲铀甲印罚┰疲骸岸Y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jié)文。”《語叢一》則云：“禮因人之情而為之。”《性自命出》云：“道始于情。”均以情為立說基礎，然子思學派重情而不唯情，而是要將人情引導到更高的層面與理性的方向。其學理，《樂禮》云“仁近于樂，義近于禮”，《樂象》云“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樂言》云“本之情性，稽之度數(shù)，制之禮義”；而《性自命出》則表述為“始者近情，終者近義”，兩者均從情出發(fā)，而以義統(tǒng)情，從文字到思想，若合符契。而《毛詩序》的“發(fā)乎情，止乎禮義”與“始者近情，終者近義”，更無二致。

限于篇幅，此不贅舉。僅此即可知，與《樂記》如此之貫通，迄無出郭店簡之右者。若上述分析不誤，則公孫尼子作《樂記》說殆不可移易。

公孫尼子作《樂記》說當不誤

郭店簡的出土，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乃是《緇衣》完帙的出土；其次是《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一語，與《中庸》“天命之謂性”之義密合；證明沈約子思作《中庸》《緇衣》之說可信。循此而論。則沈氏公孫尼子作《樂記》之說亦當不虛。當今學界主流意見認為，郭店簡中《性自命出》等儒簡，乃子思學派逸文。饒宗頤說：“郭店本之所載錄，不少應是子思的著作?！?《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四，《從郭店楚簡談古代樂教》)龐樸說，郭店簡《五行》篇，“為思孟所作”。(龐樸：《竹帛五行篇與思孟五行說》，載《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吳光說，郭店簡“可認定為子思學派之作”“應命名為《郭店楚墓竹簡——子思子》”。(吳光：《探討性與天道——郭店儒簡的作者歸屬及其思想辨析》，《湖南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公孫尼子與孔子之關系，一說為孔子直傳弟子，二說為孔子再傳弟子，而以后說為優(yōu)，學者之說備矣，不需枚引。公孫尼子為子思學派重要成員，乃基于禮而專精于禮的高足，行文極之相似，乃至難以區(qū)別，尚有如下兩條旁證。

其一，《經(jīng)典釋文》之《緇衣》下陸德明云：“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云‘公孫尼子所作也’，”劉為南齊學者，有“儒學冠于當時”(《南齊書》卷三十九，《劉傳》)之名，乃是與沈約大約同時代而略早的經(jīng)學家，其說當有所本，不可輕易否定。

其二，公孫尼子文筆與子思相似。有人向朱子問及《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如何解讀，朱熹“因嘆此數(shù)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朱子語類》)是公孫尼子所作《樂記》與子思所作《中庸》思想與文筆高度相似，難以區(qū)分。今由郭店簡與《樂記》之比較，可知公孫尼子與子思均是禮樂論的倡導者，均注重外物對人心的影響，且以情為始，以義為歸，強調(diào)音樂對心術與政治的影響，理路與文風完全吻合，朱子不我欺也。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01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