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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秦檜是如何發(fā)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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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檜是如何發(fā)跡的？

1127年4月，“（徽宗、欽宗）二帝北狩”，北宋亡國，因為“請存趙氏”，秦檜和宰相何?等人一起被擄往北方。1130年10月，秦檜“獨得歸”，何?則客死他鄉(xiāng)，因此，“士民聞檜來，皆驚疑。”（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為《系年要錄》，卷三十八，中華書局，2013年，第851頁）但“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系年要錄》，卷三十九，第867頁）于是，次年2月，秦檜除參知政事，8月，秦檜拜相。

毋庸諱言，南歸之后，秦檜首次登上權(quán)力巔峰，得益于范宗尹、李回之助，但第一次拜相，秦檜并無作為，隨即便罷去，后來，再因理學(xué)家胡安國、胡寅父子交譽，為時相張浚汲引，得以第二次拜相。秦檜先后兩次拜相，他人薦引，功不可沒，與其有力的范宗尹、李回、胡安國等人，其實都源自秦檜在北宋末年建立和經(jīng)營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

事實上，北宋中、后期任官制度中，薦舉和保任廣泛推行，導(dǎo)致人際資源及網(wǎng)絡(luò)在仕途中扮演著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胡坤：《宋代薦舉制度研究》，河北大學(xué)2009年博士論文）“薦舉則直接左右了士人日后的仕途發(fā)展，政務(wù)能力與人際網(wǎng)絡(luò)的經(jīng)營攸關(guān)仕途榮衰。”“從讀書業(yè)舉到中舉任官前的養(yǎng)成過程中，士人受到個人才學(xué)、家族資源與社會關(guān)系等多方面影響?！保S寬重：《孫應(yīng)時的學(xué)宦生涯》，臺大出版中心，2018年，第4頁）由此，宋人“舉世重交游”的風(fēng)尚深入人心，秦檜亦概莫能外，姻戚、鄉(xiāng)黨、師友、同年等都從屬于這一網(wǎng)絡(luò)。

有關(guān)秦檜姻黨，日本學(xué)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第295頁）中有涉及，但該書主題側(cè)重于高宗朝的政局演變，秦檜在徽、欽兩朝的交游及其仕履之間的關(guān)系尚付闕如，對此，國內(nèi)唯一有關(guān)秦檜的學(xué)術(shù)專著《秦檜研究》（韓酉山：《秦檜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頁）的相關(guān)章節(jié)中，著者僅簡單抄錄了《玉照新志》中的文字，未加考辯。

此外，何忠禮《南宋政治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頁）及其新著《宋高宗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5頁）則以《宋史·秦檜傳》相關(guān)文字一筆帶過。有鑒于此，本文擬以碑志及文獻(xiàn)為線索，勾勒秦檜的家世背景、社會關(guān)系及其對秦檜仕途的可能影響，一窺兩宋之際的政治生態(tài)。

秦檜像

一

“秦檜初擢第，王仲岏以其子妻之。仲岏后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樸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dá)夫，禹玉婿，達(dá)夫之室，蓋檜妻之親姑也。達(dá)夫當(dāng)闕，除以密州教授。翟公巽為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xué)官。繼而夤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幵力薦其才學(xué)，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金，辟置為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浸遷中司。金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監(jiān)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甚不然，檜偶為臺長，列名為冠，酋怒，拘檜與其妻王氏于北方。”（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第65頁）

《玉照新志》為南宋史學(xué)家王明清所著，收錄眾多兩宋人物事跡，其中，涉及秦檜初年仕履，頗為詳盡，更僅見于該書，是解開秦檜發(fā)跡史的關(guān)鍵線索，但個中人物及其與秦檜仕履之間的關(guān)系，需要一一詳考。

有關(guān)秦檜家世，僅《三朝北盟會編》引《中興姓氏錄·秦檜傳》略有提及：

“秦檜，字會之，建康人也。父敏學(xué)，曾任湖州吉安縣丞、信州玉山縣令、知靜江府古縣，皆以清白聞名。生子檜，其第三子也?！保ㄐ靿糨罚骸度泵藭帯?，卷二百二十，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82頁）

顯然，秦檜家境一般，父親官位不顯，其母親一系，據(jù)王明清另一著作《揮塵后錄》（卷十一）載：

“王鈇，字承可，會之舅氏王本觀復(fù)之子……徐獻(xiàn)之琛，亦王氏甥，與會之為中表，而師川之族弟?！保ㄍ趺髑澹骸稉]塵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67頁）

可知其母姓王，名字不詳，以上可由《宋故朝奉郎知洺州軍州兼管內(nèi)勸農(nóng)事上騎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銘》（《江西出土墓志選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頁）證實，墓主王純中有“二婿，曰：玉山令秦敏學(xué)，崇陽尉徐禋”。與《中興姓氏錄》中秦敏學(xué)曾任“信州玉山縣令”的記載完全一致，再參考《揮塵后錄》，可以斷定王純中即秦檜外祖父。

《墓志銘》由黃庭堅撰寫，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豫章人，“蘇門四學(xué)士”之一，與王純中父子交游、往還，今人余輝在《秦檜母族豫章王氏考論》（《唐宋歷史評論》，2021年第一期）論及，但作者似乎未能注意到黃庭堅和秦檜母族之間的關(guān)系：

首先，王明清提及的“師川”，即徐俯，字師川，正是黃庭堅外甥，他和洪朋、洪芻、洪炎并稱“山谷四甥”，均為“江西詩派”代表人物，蘇軾與徐禧也有往來，《吊徐德占并引》載，“元豐五年三月……德占（徐禧，字德占）……惠然見訪?！保ㄌK軾：《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第1134頁）蘇軾好友鮮于侁則為徐禧作《徐忠愍墓志銘》。（《全宋文》，第51冊，卷1116，第327頁）其次，秦檜與徐俯族弟徐琛為中表兄弟，因此，黃庭堅與秦檜母族有連帶的姻戚關(guān)系，何忠禮在《宋高宗新論》（第191頁）中卻誤將徐俯視為秦檜之妻王氏的中表。

黃庭堅稱王純中為“丈人行也”，另據(jù)《墓志》，王純中兄弟四人，二兄客死，尚有一弟，但名字不詳，而黃庭堅有一妹婿王純亮，與秦檜外祖父王純中名字中均連一“純”字，目前，尚不能確定二者是否為同一人。（周裕鍇：《黃庭堅姻親考》，《九江師專學(xué)報》，1988年第二期）

北宋末年，欽宗即位，隨即解除“元祐黨禁”，元祐子弟及“蘇門”后學(xué)崛起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勢力，和秦檜一起被俘的何?，以及助秦檜二次拜相的張浚，均為蘇軾鄉(xiāng)黨，也可視為廣義的“蘇門”中人，張浚更為蘇軾從孫蘇元老門人，黃庭堅視蘇元老為“蘇氏之秀”。(黃宗羲：《宋元學(xué)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3273、3305頁)

高宗酷愛黃庭堅書法及其文集，因為讀《黃庭堅集》而知徐俯，秦檜便極力援引徐俯等山谷諸甥及黃庭堅族人，徐俯更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兼權(quán)參知政事。（熊克：《中興小紀(j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7頁）因此，“黃氏親族，以至外姻，或遷官，或白身命官，殆無遺余，皆云以庭堅之故也?！保ㄖ靹俜牵骸缎匏e居錄》）再次確證了秦檜與黃庭堅家族之間的某些關(guān)聯(lián)。

由此，秦檜和黃庭堅及其背后更為廣義的“蘇門”之間，便隱約有了淵源和關(guān)聯(lián)，秦檜“喜”蘇軾門人張耒、陳師道，這將成為秦檜入仕之后得以進(jìn)階的敲門磚之一。（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中華書局，1986年，第3122頁）

二

1115年，秦檜中何?榜進(jìn)士，是年，翟汝文為禮部試主考官之一，（《宋會要輯稿·選舉一》）秦檜和翟汝文之間是傳統(tǒng)的門生、座主之誼，《宋史·翟汝文傳》（卷三百七十二）又載，“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xué)，汝文薦其才?！倍嗽偬硪鄮熞嘤训摹百e主”關(guān)系。

翟汝文，字公巽，政和元年，欽宗出就外傅，翟汝文“勸講儲宮”，為欽宗“東宮舊臣”，《翟氏公巽埋銘》言，翟汝文“少從蘇軾、黃庭堅游”，徽宗即位之初，蘇軾自儋州北歸，翟汝文迎于途次，（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第1413頁）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蘇、黃門人。

翟汝文與黃庭堅乃至“蘇門”的淵源不止于此，其妻邢氏為陳師道內(nèi)侄女，而陳師道為“蘇門六君子”，秦檜舅氏王本和陳師道的姐夫張舜民也有交集?？傊匀晡呐c秦檜之間多重關(guān)系交織在一起，錯綜復(fù)雜，后文還將論及，由此成為秦檜入仕之后的第一位伯樂。

綜合《宋史》、《中興姓氏錄》及上引《玉照新志》等現(xiàn)存史料，可以確證的秦檜最早入仕記錄——“密州教授”，很可能便是拜翟汝文所賜。

1115年，給事中、同修國史翟汝文同知貢舉，據(jù)《埋銘》，政和三年（癸巳）夏，翟汝文“除修哲宗皇帝國史”；四年十一月，遷給事中；次年，因得罪內(nèi)侍梁師成，黜守宛陵；“明年（即政和六年）秋，除吏部侍郎，未拜，改帥合肥，踰月，移守密州?！比簟堵胥憽反_鑿，翟汝文知密州當(dāng)在政和六年底以后，即秦檜進(jìn)士釋褐第二年，為密州教授應(yīng)不早于此。

《玉照新志》認(rèn)為，“達(dá)夫當(dāng)闕，除以密州教授?！编嵕又?，字達(dá)夫，政和六年五月為太宰，即宰相，當(dāng)月便因丁母憂罷相，期間未必能顧及秦檜仕途；十一月起復(fù)，再為太宰，其時和翟汝文知密州差相仿佛，或許也是秦檜初為密州教授的時間。

自1073年后，州學(xué)教授多從州郡長官舉辟，且為“堂除”，即宰相差除。如1070年，蘇轍為陳州教授，即由知陳州張方平辟，由此，秦檜任密州教授，很可能也是由知密州翟汝文辟舉，《玉照新志》似乎夸大了鄭居中對于秦檜仕途的影響，畢竟，貴為宰相的鄭居中只是履行了最后一道手續(xù)而已。

翟汝文辟秦檜為州學(xué)教授，除了彼此和黃庭堅之間的關(guān)系外，更可能出于對秦檜才華的欣賞，這從之后秦檜繼中“詞學(xué)兼茂科”便可見一斑，高宗也稱秦檜“詞翰甚美”。

《宋會要輯稿·選舉十二》：“（宣和）五年三月，三省言：試詞學(xué)兼茂科迪功郎、前密州教授秦檜考入次等，依格循資?！背鐚幎昃旁拢兆趶泥囦渲?，定選階，選人七階改為郎，為低級文官，即選人所帶寄祿階官，用以定其俸祿，第七階為將仕郎，政和六年，改將仕郎為迪功郎。

《中興姓氏錄·秦檜傳》又載，“政和五年，何?榜，登進(jìn)士第，為密州州學(xué)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撫使張叔夜皆薦之，中宏詞科?！睆埵逡埂⒌匀晡耐瑸闅J宗“東宮舊臣”，張叔夜為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在宣和四年至靖康初，（吳廷燮：《北宋經(jīng)撫年表》，中華書局，1984年，第78頁）密州隸屬京東東路，可見直到宣和四年前后，秦檜仍為密州教授。

由此，宣和五年（1123）三月，即三十四歲時，秦檜尚未改秩為京官，仍在“選?！睊暝@已是他考中進(jìn)士第九年。同一時期，同年何?已累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讀，正四品，為皇帝侍從，一個更直觀的比較是，紹興二十一年（1151），周必大進(jìn)士及第，初授官即為迪功郎。

顯然并非如王明清所示，由于鄭居中的提攜和加持，秦檜便飛黃騰達(dá)，相反，他甚至比普通進(jìn)士升遷還要慢許多拍，更何況中宏詞科三個月之后，鄭居中病故。另外，《玉照新志》記載秦檜仕履次序也有錯亂，據(jù)《宋史·秦檜傳》，秦檜先中詞學(xué)兼茂科，后為太學(xué)學(xué)正，王明清似乎將其前后顛倒。

和進(jìn)士科不同，“詞學(xué)兼茂科”屬于特科，需人推薦方可參加，且“（每年）取毋過三人”，（《宋史·選舉二》）可見其門檻之高，因此，一般入等之后，往往會在循資、遷轉(zhuǎn)等方面予以推恩。

但秦檜得到的仍是“依格循資”，并無推恩。相較之下，宣和元年，“依格循兩資推恩”，宣和三年，“依格推恩外，特除秘書省正字”，秘書省正字，從八品，為館職，“朝廷之華選”。（《宋會要輯稿·選舉十二》）

三

相較于翟汝文的薦引和提攜，王明清明顯夸大了鄭居中的助益。鄭居中愛莫能助，或許和他所處的政治處境有關(guān)。

靖康間，宰相徐處仁認(rèn)為，“（蔡）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dāng)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余年。搢紳士大夫……未有不經(jīng)此三人除用者?！保ㄍ粼澹骸毒缚狄浐炞ⅰ?，卷九，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971頁）

鄭居中，開封人，徽宗鄭皇后“族子”。政、宣之際，恰為徽宗朝政局演化的轉(zhuǎn)捩點，事實上，相較蔡京、王黼而言，鄭居中更像是此前短暫拜相的趙挺之、張商英，他們都不過是徽宗與蔡京之間君、相博弈及其后蔡、王兩黨權(quán)力交爭中的短暫過渡。而鄭居中的外戚身份更成為蔡京排擠和攻擊的把柄，因此，雖兩次拜相，但前后僅三年，且和蔡、王兩黨皆持異議。“既不合，（蔡京）遂因蔡渭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婿也，故借是撼之?！薄巴蹴?、童貫復(fù)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zāi)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保ā多嵕又袀鳌?，《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中華書局，1985年，第11104頁）

終徽宗一朝，士大夫要想飛黃騰達(dá)，不經(jīng)蔡京，便由王黼之門，由于和鄭居中之間的姻戚關(guān)系，秦檜勢必不為蔡、王兩黨所喜，這和前文中秦檜在徽宗朝仕履艱難、官位不顯的論述若合符節(jié)。

那么，秦、鄭有何姻戚關(guān)系？一言以蔽之，兩人同為華陽王氏婿，只不過，鄭居中為王珪婿，秦檜則為王珪孫婿，而前引《玉照新志》中的張邦昌，為鄧洵仁婿，鄧洵仁為王珪侄婿，并與朱勝非為僚婿。（分別見于《雞肋編》卷中、《夷堅甲志》卷二，及李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李清臣文集》，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第165頁）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娶范仲淹友婿鄭戩之女，和王安石、呂公著同為慶歷二年榜進(jìn)士，王珪第二，為榜眼，王安石第四名。后來，王安石、王珪相繼為神宗朝宰相，宋人筆記稱，王珪家族“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所謂“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中華書局，1984年，第135頁）

事實上，《玉照新志》中對秦檜仕途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除翟汝文、吳幵之外，鄭居中、張邦昌、呂好問都和王珪家族有直接的姻戚關(guān)系，據(jù)王珪《華陽集》，王珪伯父王覃娶呂蒙巽弟三女，而呂蒙巽正是呂好問高祖呂蒙亨之弟。

此外，借由妻子王氏，秦檜又和翟汝文及后文將要提及的謝良佐等人產(chǎn)生間接的姻戚關(guān)系。王珪長婿李格非為蘇軾門人，著名女詞人李清照之父，其親家趙挺之和翟汝文岳父邢恕以及謝良佐之弟謝良弼為友婿。（《揮塵錄》，第134頁，另見《朱子語類》，第3121頁）

由此可見，姻戚關(guān)系即便未能予秦檜仕途以直接影響，但間接影響卻不容小覷?；兆诔砥?，鄭居中、鄧洵仁及弟鄧洵武、婿張邦昌等相繼執(zhí)政多年，門生故吏多，據(jù)《中興姓氏錄·秦檜傳》，“（秦檜）中宏詞科，李邦彥薦入館，后除監(jiān)察御史”，所謂“入館”，指秦檜或入秘書省，而前文中“吳幵力薦其才學(xué)，除郎”，即職方員外郎，（《靖康要錄簽注》，第229頁）為尚書省二十四司郎官之一，簡稱為“郎”，同一時期，朱勝非也在尚書省，或為右司員外郎，史家之所以將李邦彥、吳幵混淆，或許從側(cè)面反映出李、吳之間也存在某種關(guān)聯(lián)。

李邦彥為鄭居中“所親”，（《會編》，卷二百二十，第1586頁）徽、欽之際，皇權(quán)陵替，李邦彥、張邦昌遞遷為宰相，與王珪家族有直接或間接姻親關(guān)系的人士，如呂好問、朱勝非、趙明誠（李清照之夫）及其姨兄謝克家，妹婿傅察、李擢等人，也包括翟汝文等，一時之間，都驟擢顯位。

《宋史·陳公輔傳》明確指謝克家因“附麗”李邦彥“以進(jìn)”，而謝克家、李擢等結(jié)黨。（《會編》，卷四十八，第359頁）

四

靖康間，秦檜迅速躥升，“御史中丞李回、翰林學(xué)士承旨吳幵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保ā端问贰で貦u傳》）御史中丞、翰林學(xué)士承旨均為“執(zhí)政四入頭”之一，多為宰執(zhí)親信，只是史料所限，難以確知李回、吳幵與李邦彥、張邦昌，甚至鄭居中等人交游、往還的證據(jù)而已。

李回，字少愚，《宋史》無傳，但據(jù)《夷堅甲志》（卷七），李回是建康人，和秦檜同鄉(xiāng)。靖康元年八月，李回拜御史中丞僅月余，便簽書樞密院事，晉升為執(zhí)政。（刁忠民：《兩宋御史中丞考》，《巴蜀書社》，1995年，第186頁）

《宋史翼·列傳四十》將吳幵列入“奸臣傳”，再綜合《揮塵余話》（卷二）及《雞肋編》（卷下）可知，吳幵，字正仲，滁州人，紹圣四年中宏詞科，即“詞學(xué)兼茂科”的前身，吳幵有《優(yōu)古堂詩話》傳世，論及的詩文多出自“蘇門”中人，考慮到徽宗禁絕蘇軾及其門人的學(xué)術(shù)、文集，吳幵的旨趣、好尚是不言而喻的，而秦檜和“蘇門”之間的瓜葛，同樣毋庸諱言。

“秦會之為小官時，（吳）幵在禁林，嘗封章薦之?！保ā稉]塵余話》，卷二）“禁林”即學(xué)士院，由此，王明清所記與《宋史·秦檜傳》中李回、吳幵共薦秦檜，應(yīng)是同一件事且基本屬實，所以，拜相之后秦檜便對吳幵及其子祖度、婿曾慥照顧有加。

曾慥正是曾肇之孫（《曾文昭公行述》，《楊時集》，《中華書局》，2018年，第752），即曾鞏侄孫，王明清則是曾鞏另一個弟弟曾布的曾外孫，另據(jù)《翟氏公巽埋銘》，“（翟汝文）以書謁南豐曾鞏子固，……（曾鞏）喟然曰：‘吾道不墜，系子是賴?！笨梢?，翟汝文師事曾鞏，并有可能與吳幵翁婿往來，秦檜或也因此與吳幵相識。

另外，《宋史·李琮傳》可知，呂公著薦李回之父李琮知陽武縣，（《李琮傳》，《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卷三百三十三，第10711頁）呂好問正是呂公著之孫，呂好問繼李回之后，升任御史中丞，前引《玉照新志》“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浸遷中司”。所謂入臺，指秦檜初為殿中侍御史一事，但《宋史·秦檜傳》明確記載，秦檜為殿中侍御史（正七品）的薦舉人是李回、吳幵，二者之間的歧異，或許是將李回、吳幵薦引秦檜“入臺”，與后來呂好問再舉秦檜為御史中丞（即“中司”）混為一談。

北宋時期，“舉人自代”屬于薦舉中的一種方式，“兩省、臺官、尚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于閣門投下?！睋?jù)《兩宋御史中丞考》，1126年11月1日，呂好問自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23日，秦檜由左司諫（正七品）驟遷為御史中丞（正四品），可謂超擢，或是由呂好問舉秦檜自代而來，李回則舉呂好問自代為御史中丞。

大約同一時期，何?于11月9日除門下侍郎，此間，宰相空缺，門下侍郎便為執(zhí)政之首，王安中“少時嘗師事蘇軾于定武”、“為蘇軾門下士”，（王安中：《初寮集》，附錄一，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第600-601頁）并與李邦彥俱為鄭居中“所親”，后來，王安中舉何?、汪伯彥自代，（《初寮集》，第418-419頁）而秦檜又與何?同年，因此，秦檜除御史中丞，或許也有何?的提攜，所以，南歸之后，秦檜極力為何?家人爭取追贈恩典。（《系年要錄》，卷四十三，第924頁）

最后，1126年閏十一月，開封城破，金人廢欽宗，另立張邦昌為偽楚國皇帝，圍城之中，除秦檜“請存趙氏”，朱勝非、趙明誠任職地方外，前述諸人中如李回、吳幵、范宗尹、呂好問、謝克家、李擢都相繼事偽楚。其中，李回、吳幵、呂好問更因擁立張邦昌，獲為執(zhí)政，由此可見，張邦昌成為金人首選，或非偶然，他與秦檜姻戚及交游網(wǎng)絡(luò)之間彼此重合，且存在著某種默契。

五

秦檜、張邦昌之間關(guān)系密切，關(guān)鍵時候，仍能“捐身挺節(jié)”、“謀國盡忠”，尤為難得，被高宗視為“廟堂之器”、“社稷之臣”，（汪藻：《秦檜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jìn)封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浮溪集》，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第136頁）以致于高宗稱許秦檜，“忠樸可用”，“當(dāng)時忠義無若卿者”。（《中興小紀(jì)》，第430頁）從而，為其在南宋崛起奠定基礎(chǔ)，這期間，范宗尹功不可沒。

范宗尹是兩宋最年輕的宰相，秦、范之間的淵源有以下兩種可能：

《翟氏公巽埋銘》，秦檜、范宗尹微時，均為翟汝文提攜，某種程度上，可視為翟汝文門下士，后來，范宗尹向朝廷舉薦翟汝文之子翟耆年；另據(jù)《太平治跡統(tǒng)類》（卷二十七），李邦彥對范宗尹有知遇之恩，也曾薦引秦檜，因此，或許借由翟汝文及李邦彥，秦檜得以與范宗尹往來。

1130年4月，杜充、呂頤浩相繼罷相；5月，范宗尹為右相，事實上為獨相；11月，范宗尹薦李回同知樞密院事，接替范宗尹為參知政事的是謝克家，謝克家正是前述邢?。吹匀晡脑栏福┯研鲋x良弼之子；次年正月，謝克家以病求去；二月，秦檜便繼謝克家為參知政事；七月，范宗尹罷相；八月，秦檜繼范宗尹除右仆射，李回除參知政事，“除回，檜有力也。”（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注》，卷十五，中華書局，1986年，第965頁）次年四月，“秦檜乃引（翟）汝文為參知政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五，第979頁）

當(dāng)然，紹興初，秦檜拜相，孟忠厚或有助力，孟忠厚為哲宗元符皇后孟氏之侄，高宗皇權(quán)合法性的唯一來源，便是元符皇后手書，為此，高宗繼位之日，尊為隆祐太后，“隆祐復(fù)辟，其功甚大”，“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保ā吨信d小紀(jì)》，第69、77頁）孟忠厚和秦檜為友婿，兩人均為王珪孫婿。（《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鴻慶居士集》，卷四十）秦檜南歸及第一次拜相前后，正是高宗極力推恩孟氏之際，而秦檜第二次拜相之后，更一度引孟忠厚為樞密使，和自己對掌二府。

南宋初年，政爭頻仍，秦檜第二次拜相，和張浚、趙鼎之間的權(quán)力之爭有關(guān)，結(jié)果，趙鼎出局，張浚勝出，隨即薦秦檜為樞密使，“魏公（指張浚）劇談秦會之可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頁）而將秦檜薦于張浚的是胡安國，據(jù)《中興小紀(jì)》，“秦檜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xué)士寅皆厚善”，（《中興小紀(jì)》，第414頁）胡安國一度被視為秦檜黨之“黨魁”，而秦檜為胡安國所知，還是經(jīng)由翟汝文。

“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薦試宏詞。游定夫（指游酢，與前文謝克家伯父謝良佐等同為“程門四先生”）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后康侯（胡安國，字康侯）問人才于定夫，首以會之為對?！ρ杂趶埖逻h(yuǎn)（即張浚）諸公之前。后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猶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秦薦之也。”（《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第3153頁）

但張浚與秦檜還有其他淵源，線索人物則是南宋初期宰相汪伯彥，與汪伯彥一樣，張浚也受何?薦引，“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頁）而“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筑館曰：‘英材’，延之授經(jīng)，檜與其兄弟皆從伯彥游”。（《中興小紀(jì)》，第313頁）王本即秦檜舅氏，可見，秦檜與汪伯彥為布衣之交，后來，“伯彥蒙異寵，亦檜之力?！保ā吨信d小紀(jì)》，第313頁）汪伯彥之子汪召錫，亦是秦檜侄婿，在趙令妗謗訕案中，汪召錫附會秦檜，甘做鷹犬。（《中興小紀(jì)》，第435頁）

此外，汪伯彥還出入梁子美幕府十余年，同在梁子美幕府的還有蘇軾門人王安中（王安中：《初寮集》，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第418-419頁），而梁子美與蘇轍為兒女親家。

六

《宋史》將張邦昌列入《叛臣傳》之首，而汪伯彥、秦檜則被歸于《奸臣傳》，毋庸置疑，秦檜是一個頗為復(fù)雜的歷史人物，他早年沉寂下僚，后來，借姻黨、故交之助，驟擢顯位，并在靖康中因為拒絕割地，且“請存趙氏”，而暴得“忠義”之名，得以在南宋之初拜相，秦檜又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對于那些曾經(jīng)提攜過自己的人，大都照顧有加，尤其是其姻黨鄭居中、王珪的子弟，秦檜子禧更為鄭居中孫婿。

同一時期，二蘇子弟，也開始在仕途上嶄露頭角，南渡之后，蘇軾之孫蘇符初為張浚薦引，并在秦檜第二次拜相之后，于紹興十年仕至最高位，遷禮部尚書，幾與其祖父蘇軾巔峰時比肩，同為“六曹長貳”，“八座”之一。（《中興小紀(jì)》，另見張忠全：《宋蘇符行狀碑及墓磚銘文》，《四川文物》，1986年第二期）

紹興十三年，蘇轍之孫蘇籀則“上殿”為秦檜“乞禁野史”張目，（《中興小紀(jì)》，第378頁）紹興二十四年，“三省擬差蘇策……為知州?！保ā吨信d小紀(jì)》，第430頁）蘇策是蘇軾的另一個孫子，秦檜時為三省長官，期間，秦檜的提攜不言而喻。

但是，人物弧光之說同樣適用于秦檜，重要的是人物本性發(fā)展的轉(zhuǎn)折和軌跡，秦檜再次拜相，“時朝士皆相慶”，（《中興小紀(jì)》，第286頁）但在迭經(jīng)被俘及權(quán)力斗爭和宦海浮沉之后，秦檜行為處事勢必有所改觀，一度與秦檜同為密州教授，并曾稱譽過的張守，就較早認(rèn)識到秦檜的另一面，“守向言某舊德（即秦檜）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jié)不竟，有患失心。”（《中興小紀(jì)》，第263頁）張守是秦檜之兄秦梓“前妻之親叔”，（《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中華書局，1957年，第3819頁）另外，張守與汪伯彥同年，“參知政事張守言其（即汪伯彥）才可用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十六，第975-976頁）

“后秦檜專權(quán)柄”，開始貪權(quán)、“專國”，并力主“和議”，遂與翟汝文、朱勝非、謝克家等人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胡寅也終因黨李光而為秦檜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