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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人__同時代人筆下的王國維

學人__同時代人筆下的王國維

本文轉(zhuǎn)自：盛德文化傳承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謚忠愨。漢族，浙江省海寧人。 王國維是中國近、現(xiàn)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

王國維投水自盡已經(jīng)89年了，今天的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對于這個去世時腦后還拖著小辮子的晚清遺老，恐怕已經(jīng)沒有什么印象。在他的故鄉(xiāng)浙江海寧，其故居雖然被保護得相當完好，但參觀者卻是寥寥無幾，論知名度則遠不如他的另一位同鄉(xiāng)——大詩人徐志摩。不過，歷史常常不是以人們記憶的深淺來判定人物的，那些被世人淡忘者歷史會給予補償，盡管這補償常常來得太遲。

本文意在評述與王國維同時代的一些學者對他以及其學術成就的看法，試圖以此恢復人們對一個真實之王國維形象的記憶，至于這記憶是否能夠保留足夠長的時間，當然不是筆者所能左右的。

要談論作為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當然是他的同事最有資格，這里我們選取的是梁啟超（至于陳寅恪之有關評價人們已較熟悉，故此處略。另一導師趙元任則由于專業(yè)為語言研究，相對來說與王國維往來較少）以及與他們幾人來往均極密切的吳宓。同時，我們把新文化運動的兩個領軍人物——胡適和魯迅的看法以及另兩個代表性人物——顧頡剛和梁漱溟的有關看法也列出來作為比較。至于其他人如羅振玉對王國維的評價，則另有專文，此處不贅。

一、梁啟超看王國維之死：兔死狐悲之感

作為清華國學院的領軍人物，梁啟超對王國維的評價自然舉足輕重。從現(xiàn)存材料看，梁啟超對王國維是十分尊重的，對于其學術研究，梁啟超更是給予極高的評價。在向國學院學生講學和回答學生疑難時，梁啟超也總是告訴學生，有問題可以請教王國維先生。這從清華國學院不少學生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明。作為和康有為一起領導和經(jīng)歷戊戌變法的歷史人物，梁啟超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無疑大大超過了王國維——1898年的王國維不過是上?！稌r務報》的一個書記員而已。然而，梁啟超深知王國維在國學研究領域的成就以及自己在學術研究方面廣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缺點，因此他并不以王國維是學界后輩而加以輕視，相反卻給予最大的尊重。

王國維投水自盡當日，梁啟超不在清華，得到噩耗后他立即返回，親自參與料理后事，并為王國維撫恤金一事與吳宓等一起向?qū)W校、外交部力爭。在寫給女兒的信中他這樣評價王國維：“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fā)明，當不可限量”。此外，梁啟超所寫之挽聯(lián)特別推崇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尤其是他在甲骨文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成就，可以視為梁啟超對王國維學術研究的蓋棺論定式評價：

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創(chuàng)通龜契；

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雛。

顧頡剛當年曾把王國維之死與同年3月康有為去世相比較，他說：康長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學問上受他的影響不亞于靜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為什么對于他的死倒不覺得悲傷呢？因為他的學問只起了一個頭，沒有繼續(xù)加工。所以學術界上的康有為，三十六歲就死了。“至于靜安先生，卻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后，到近數(shù)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huán)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jié)，唯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唯一的重鎮(zhèn)。今年他只有五十一歲，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因此，為中國學術界著想，王國維之死當然是一個重大損失。梁啟超和顧頡剛，作為兩代學人，對王國維之死所表示出的深深遺憾，應該說反映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共同感慨。

顧頡剛曾多次自稱，在當代學者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記中他有這樣的記載：“夢王靜安先生與我相好甚，攜手而行，……談及我祖母臨終時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嗚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猶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學問，使王靜安果能與我攜手耶！” 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記中，他又有這樣的記載：“予近年之夢，以祖母死及與靜安先生游為最多。祖母死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靜安先生則為我學問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夢與他同座吃飯，因識于此?！?上述二段文字，足可看出那時的顧頡剛的確是把王國維當作學術導師，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當不下于胡適。后來，他又說：“數(shù)十年來，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適的來往甚密，受胡適的影響很大，而不知我內(nèi)心對王國維的欽敬，治學上所受的影響尤為深刻?！薄翱傄詾樗亲畈┒肿罡挥趧?chuàng)造性的。” 顧頡剛還曾專門給王國維寫信，表示愿“追隨杖履，為始終受學之一人”。（以上參看《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14、15頁，《古史辨》第1冊）

對于王國維之死，梁啟超的感受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種深深的兔死狐悲之感，一種對未來之無可名狀的憂慮和悲涼。這感受源于當時的國內(nèi)局勢。１９２７年初至王國維逝世時，國內(nèi)政治形勢極為動蕩。北京高校內(nèi)，很多知識分子都很不安，如梁啟超就在連續(xù)發(fā)表的《給孩子們書》專欄文章中寫出了自己的不安：“近來耳目所接，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chǎn)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chǎn)派手上無疑?，F(xiàn)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薄氨本┱菨M地火藥，待時而發(fā)，一旦爆發(fā)，也許比南京更慘。希望能暫時彌縫，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華了?！?/p>

王國維對時局的感覺一定與梁啟超很接近，盡管兩人的政治觀點有差異：“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shù)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保ㄚw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對此梁啟超評價說：“他平日對于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剌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xiāng)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保ā读簡⒊曜V長編》第１１４５—１１４６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就在梁啟超想到要出京躲避的一兩天后，王國維果然決定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

對于王國維之自殺，當時許多人很自然地想到與屈原比較，那么，他們之間有什么異同呢？屈原是以死表白自己的忠君，從而得到世人的理解。而王國維并不要求他人理解自己的死亡，他也從未就自己的價值作過過多的闡述（不過他臨死前給學生題的落花詩值得回味，限于篇幅此處不贅）。也許他和屈原的根本不同在于他是為自己而死，而屈原是為他人（君王）而死。屈原之死從根本上說不過是“死諫”，而王國維并未想做“諫死之臣”，不然辛亥革命時他就應該“殉國難”了。民國后他雖然一度隱居，但后來仍然應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此因無他，只是由于王國維和儒家們不同的是在接受傳統(tǒng)價值理念的同時，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理論。終其一生，王國維一直在努力尋找中西文化的契合并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有新的發(fā)展。他在有限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下一直努力謀求超越，所以他很清楚當時的環(huán)境，更加明白清朝滅亡的必然，自然不會象屈原那樣為“諫”而死了。

盡管我們不贊成自殺，但應該知道，迄今為止，人類在和死亡斗爭的漫長歷史中，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只有自殺還多少表現(xiàn)出有限的主動性以及些許的勝利意味。也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把王國維的自殺看成是人性真正的勝利，他自殺的純粹性正是人的價值所在，正是其自我的真正實現(xiàn)。面對這樣的死亡和這樣的人生，盡管我們必然有些傷感，有些悲涼，但在漫長而又短暫的人生之旅中，這傷感與悲涼何嘗不是我們脆弱心靈的慰籍，何嘗不是我們對現(xiàn)實社會之有限而偉大的反抗。王國維的自殺，其意義和價值就在于他喚醒了我們已經(jīng)麻木的良知，拯救了無數(shù)正在墮落下去的魂靈。

二、魯迅與胡適看王國維：猩猩相惜之情

在《魯迅全集》中，提到王國維者有五處。其中最早是發(fā)表在1922年11月6 日《晨報副刊》上的《不懂的音譯》。在此文中，魯迅對王國維的國學研究給予高度評價：“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p>

等到了1928年1月，有關所謂“大內(nèi)檔案”被羅振玉賣給日本人的事一時沸沸揚揚，魯迅有感于羅振玉的行為和國人的一些反應，又寫了《談所謂“大內(nèi)檔案”》一文。文章對羅振玉給予了辛辣的嘲諷，并順便拿王國維與他進行對比：“獨有王國維已經(jīng)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jié)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 ，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 大概是由于此時的王國維已經(jīng)投水自盡的緣故，魯迅一再說他是老實人，因為那些更應該為晚清效忠的人卻一個也沒有自盡。不過，有些奇怪的是，王國維去世以后，魯迅什么也沒說！那時的魯迅正在廣州。剛剛親眼目睹大革命失敗的魯迅大概忙于準備和許廣平一起離開廣州，沒有對王國維之死寫點什么。不過，從他后來對其他一些自殺者以及有關社會輿論的評價中，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出魯迅的態(tài)度。在就三十年代女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一事所寫的雜文《論“人言可畏”》中，魯迅這樣說：“至于阮玲玉的自殺，我并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贊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但我之不預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xiàn)在是總要是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呵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么輕而易舉的?！痹谠u價另一位女性——秦理齋夫人自殺一事時，魯迅又這樣說：“人固然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zhàn)斗，但為的是改革。責別人的自殺者，一面責人，一面正也應該向驅(qū)人于自殺之途的環(huán)境挑戰(zhàn)，進攻”。誠然，王國維自殺的原因與魯迅所談的兩位女性不同，但魯迅的看法依然值得我們重視，他的上述觀點其實已大致顯示出，如果他對王國維自殺發(fā)表意見，應該是什么內(nèi)容。

魯迅則認為與他隔（錢塘）江而望的這個浙江老鄉(xiāng)究竟是一個悲劇人物。等到1936年9月，魯迅自己就要離開人世之時，他已經(jīng)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王國維當年內(nèi)心的苦痛，終于流露出和王國維一樣的情緒。這在他的《死》中有鮮明的表現(xiàn)，還有他的《女吊》：“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遠處隱約著一位這樣的粉面朱唇……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于發(fā)出悲哀的聲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

毫無疑問，在內(nèi)心深處，他們`對人生的理解與感觸是相同復相通的——只因為骨子里他們都是詩人。

魯迅提到王國維的其他三次都與魯迅自己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關，一次是對王國維的《紅樓夢》研究有不同看法，因王國維不同意所謂的“自敘”說，故魯迅舉胡適的研究成果以為反證。其他兩次則一為與鄭振鐸爭論《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的版本問題，一為向胡適推薦有關《西游記》的研究資料，提到了王國維編的《曲錄》。這兩次都可看出魯迅對王國維觀點和研究成果的重視?？傊?，無論魯迅認為王國維在政治幼稚還是認為王國維的某些學術觀點有問題，他對王國維的學識和人格還是非常敬重的。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7年后回國，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近幾年的學術界“文學書內(nèi)，只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歸國雜感》）。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讀王國維先生譯的法國伯希和一文，為他加上標點。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適又在日記中寫道：“現(xiàn)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nèi)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tǒng)，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922年《努力》周報第29期登出了胡適的《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文中他把王國維與章炳麟、羅振玉，并列在“學者”項目下。1923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日譯本作序時，寫道：“近人對于元人的曲子和戲曲，明、清人的雜劇、傳奇，也都有相當?shù)蔫b賞與提倡。最大的成績自然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曲錄》等書?！蓖瑫r他在這年的2月10日又寫了《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的書評文章，以表示對王國維曲學研究的肯定?？傊?，胡適雖然與王國維的政治思想和文學觀念不同，但作為學人，他對于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是非?？粗氐?。

因此，胡適與王國維之間的來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據(jù)《胡適的日記》1923年12月16日所記：

往訪王靜庵先生（國維），談了一點多鐘。他說戴東原之哲學，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幾乎及身而絕。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謂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譜》里恭維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學，何其陋也！

靜庵先生問我，小說《薛家將》寫薛丁山弒父，樊梨花弒父，有沒有特別意義？我竟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希臘古代悲劇中常有這一類的事。他又說，西洋人太提倡欲望，過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壞毀滅。我對此事卻不悲觀。即使悲觀，我們在今日勢不能跟西洋人向這條路上走去。他也以為然。我以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發(fā)展，而在理智的進步不曾趕上物質(zhì)文明的進步。

他舉美國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費錢六百萬元，用地千余畝，說這種辦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說，制一影片而費如許資本工夫，正如我們考據(jù)一個字而費幾許精力，尋無數(shù)版本，同是一種作事必求完備盡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國維與胡適所談的內(nèi)容，看似小事，其實都是中西文化比較問題。胡適認為清代有學問，沒有哲學；有學問家，沒有哲學家。王國維卻認為戴震既是學問家，也是哲學家：作為清代大學問家，戴震的一元論思想，以及他反對宋學的空泛和虛無，反對程朱理學的以理（禮）殺人，崇尚實用的思想等，都是極有價值的。王國維之所以這樣看待戴震，正是來源于他對西方哲學的理解與接受。其次，小說《薛家將》的作者不可能看過古希臘悲劇，更不會知道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而王國維卻由此提出一個比較文學的問題。最后，王國維是研究古典戲曲的專家，對中國戲劇的虛擬性特色十分清楚。而西方電影卻不同，他們把千軍萬馬真的拉到電影的拍攝現(xiàn)場，追求的是一種宏大、真實的藝術效果。一個虛擬性，一個真實性，這也是一個中西藝術觀的比較問題。顯然，被常人視為封建遺老的王國維，所考慮問題卻是十分現(xiàn)代的，而且其思想資源又是胡適當更熟悉的西方文化，這足以讓胡適感到驚訝和敬佩。

毫無疑問，胡適被王國維的話給震動了：根據(jù)胡適自己的記載，他從王國維處回來，便到馬幼漁那里借得戴震后學焦循（里堂）的《雕菰樓集》一部。當天晚上，他便開始著手研究戴震，為陶行知發(fā)起籌建的“東原圖書館”試作一篇“述東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 胡適之后果然對王國維提出的幾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研究，并從此確立了對王國維的重視和敬佩。直到晚年，胡適還對助手胡頌平說：王國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少年時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紅樓夢》，他后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給他訓練成功的。當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說王“他的人很丑，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參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如此，胡適向清華大學推薦王國維之舉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924年12月8日，胡適陪同曹云祥校長拜訪了王國維，第二天，曹云祥即在致胡適的信中明確表示聘請王國維任教（此處材料請參看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在王國維流露出憂郁不決之意時，胡適又多次做其工作，甚至請溥儀做王國維的工作，終于最后促成王國維任教清華院。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后，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適推薦王國維為清華研究院的導師（“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胡適為安徽績溪人）。的確，在王國維進入清華這件事上，胡適功不可沒。而陳寅恪詩作中一個“惜”字，不正是對胡適的“猩猩相惜之情”最好的贊揚么？

三、梁漱溟與吳宓看王國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該說說梁漱溟了。這位被稱為最后一個儒家的大學者，對于王國維及其自殺，又是怎樣的印象呢？自然，其父梁巨川先生的投水自盡，是梁漱溟心中永遠的痛！也使他對王國維自殺有獨特的理解。對于王國維當年為何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的實情，梁漱溟曾寫專文解釋：

王國維先生字靜安，我先于1920年在上海張孟劬、張東蓀昆仲家中見到一面。他頭頂有小發(fā)辮，如前清時那樣，說話時鄉(xiāng)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靜斂寡言。我雖夙仰大名，讀過他的著作，卻未敢向他請教，亦因我于他的學問全然一個外行也。

后來1925年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陳寅恪、趙元任和靜安先生四位先生為導師，而我適亦借居清華園內(nèi)，從而有機會再見到他，且曾因我編訂先父年譜，在體例上有所請教，談過一些話，其神情一如上海見到時。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講學則在京，故爾，每每往來京津兩地。某日從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談及他風聞紅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途中如何侮慢知識分子的一些傳說。這消息大大刺激了靜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遺筆，直奔頤和園，在魚藻軒前投水自沉。我聞訊趕往目睹之下，追懷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積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聯(lián)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鼻】梢朴脕戆祆o安先生。

（《梁漱溟全集》七卷518-519頁）

清華國學院的另一位導師陳寅恪，對于王國維之死，有近乎經(jīng)典的評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shù)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如果把陳寅恪對王國維之死的評價和梁漱溟的評價進行比較，則可以發(fā)現(xiàn)，在哀嘆中國文化的衰落和認為文人志士身處亂世之中，應當有以身殉志的決心和勇氣等方面，他們其實是非常相近的。至于梁巨川與王國維二人表面上的“殉清”而死之是非，在他們看來是不足道也不必過于看重的。

對于陳寅恪和王國維的學問，梁漱溟自然佩服。不過，也認為他們雖然學識淵博，在某些方面還是有片面之處，而他所舉的例子，就是他們二人對哲學的看法。梁漱溟是這樣說的：

王靜安先生（國維）有言：余疲于哲學有日矣。（按：王先生譯出日本文哲學書最早）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余知其理，而余愛其誤謬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凡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寧在知識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之經(jīng)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

另一位大學問家陳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學紛無定論，宗教難起信心。此其感想與前王先生之言甚相類似，吾故連類及之。如兩先生者既各有過人之才智，蔚成其學養(yǎng)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其缺乏哲學的慧悟，則信乎人的才智聰明各有所偏至也。

（梁漱溟《人的才智聰明各有所偏至》）

值得注意的是，對文學藝術研究不多的梁漱溟，在談到美的定義時，居然與王國維的觀點非常相近。梁漱溟認為藝術美的本質(zhì)特征在于“真切動人”。他為美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即“真切動人感情斯謂之美”。他說：“文學藝術總屬人世間事，似乎其所貴亦有真之一義。然其真者，謂其真切動人感情也。真切動人感情斯謂之美，而感情則是從身達心，往復身心之間的，此與科學、哲學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 《人心與人生》第231頁) 梁漱溟又說：“美之為美，千百其不同，要因創(chuàng)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蘊蓄者以刺激感染乎眾人，眾人不期而為其所動也。人的情感大有淺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莫非作家與其觀眾之間籍作品若有一種精神上的交通。其作品之至者，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或使群眾受到啟發(fā)，受到教育”。(同前引書，第232頁) 這種美學觀與王國維的美學觀比較相似。王國維認為，“藝術之真所以優(yōu)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關系也?！?《靜庵文集·紅樓夢評論》)這就是說，文學藝術之所以有美學價值，就在于它能以真切動人的形象引起人們情感上的共鳴，把審美者的全身心融化在藝術中。反之，文學藝術作品如不能真切動人，那么就沒有美學的價值。

作為四大導師的同時代人，梁漱溟對他們有著自己的理解。相比之下，他對于梁啟超和王國維的理解當超過對趙元任和陳寅恪的理解。這不僅是由于后者當時的年齡和聲望不及前者，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前者作為父輩得到了梁漱溟更多的敬重，在于他們的思想觀點在情感上得到梁漱溟更多的認同。

最后，我們看看吳宓對王國維的印象和評價。

之所以把吳宓的看法放在最后，是因為他一方面作為清華國學院的創(chuàng)辦者和實際管理者，與王國維以及其他幾位導師都有著比較密切的往來，其次是因為他的身份決定了其對王國維的印象相對于其他人更加客觀。

“王國維”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xiàn)在吳宓日記中，是在1925年2月13日：“入城，謁王國維（初見）?！边@是清華國學院籌備處成立的第二天，吳宓去見王國維，主要目的就是要聘請王國維為國學院導師以及與他商量國學院成立之具體事宜。接下來的吳宓日記中，“王國維”這個名字出現(xiàn)的頻率極高。清華國學院是1925年9月9日舉行正式開學典禮的，在此期間，根據(jù)吳宓日記，他們二人之間的往來多達五十余次。有意思的是，隨著他們之間交往的增加，吳宓在日記中對王國維的稱呼也發(fā)生微妙的變化。在早期，他是直呼其名，后來就轉(zhuǎn)稱“王國維先生”，自然就比較客氣和禮貌了，時間是1925年的4月17日，是王國維舉家由城內(nèi)搬到清華的日子。再后來，由改稱“王靜安”，當屬更加禮貌和尊重。之后，由于兩人日漸熟悉，吳宓有時稱“王（國維）先生”，有時是“（王）靜安先生”，但直呼其名是沒有了，不過有時在記錄出席會議或出席宴會人數(shù)時，偶爾仍出現(xiàn)“王國維”字樣，但這是和其他人一樣的列舉，沒有任何不敬之意。

一般而言，日記屬于私人記錄，其主人所寫之對他人看法當更加真實可信。就吳宓日記而言，他對王國維的看法應該說與對陳寅恪一樣，屬于“最高贊美級”之列。在其日記中，多次有為王國維代寫答復國外學術機關來信、翻譯文章、為其論文做注解以及旁聽王國維講演等記錄，毫無疑問，吳宓是帶著對王國維十分尊敬和崇拜之心做這些事的。惟其如此，王國維之死給吳宓帶來的震動才如此巨大，請看吳宓當天日記中有關記載：

晚飯后，陳寅恪在此閑談。趙萬里來，尋覓王靜安先生。國維。以王先生晨出，至今未歸，家人驚疑故也。宓以王先生獨赴頤和園，恐即效屈靈均故事。已而侯厚培來報，知王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之間，投頤和園之昆明湖自盡。痛哉！……

今王先生既已盡節(jié)矣，悠悠之口，譏詆責難，或妄加推測，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輩素主維持中國禮教，杜宇王先生之棄世，只有敬服哀悼已耳。

次日，吳宓隨陳寅恪向王國維遺體行三跪九叩之大禮，同去這之清華學生也跟隨叩拜。這一經(jīng)典性的場面，連同王國維遺書中之命陳寅恪、吳宓二人整理其書籍事，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化之學術傳承的象征。就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吳宓發(fā)出了這樣的誓言：

宓固愿以維持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精神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靈，他年茍不能實行所志，而典忍以沒;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茍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鑒之。

以吳宓之性格和思想特征，可以肯定，當日后面對與王國維之同樣狀況時，他是能夠?qū)崿F(xiàn)自己之諾言的（吳宓日記中即有多次欲自殺的記載。）不過數(shù)日之后，吳宓在其6月10日之日記中又有這樣的文字；

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而所志又如彼，且思熱誠奮身以赴之，不肯稍自寬假，不肯絲毫退縮。其前途之黑暗，志與境之不相并容，較王靜安先生實遠過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雖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宓當竭力奮斗，以行宓志，鞠躬盡瘁，百折不撓。至筋疲力盡，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喪，弗克振作之時，則從容就死?；蚶匣蛏?，或遠或近，迥不計也。宓道力雖淺，然于生死一關業(yè)已勘破。不特不視死而畏怯，且不以趨死而虛驕。死之于我，淡焉漠焉。死既非苦，亦非樂。特吾之體力心力志力耗盡之時，則自然歸于絕滅而已。

很難說吳宓是否已經(jīng)真的看破生死，但陳寅恪給他指出了另外的出路。就在6月10日，應該是同樣有感于王國維之自殺，陳寅恪告訴吳宓說，如今他們（若不自殺），只有兩個辦法，一是“為理想而奮斗，而不自以為苦”。一是“拋棄所有理想事業(yè)，自尋快樂?！比舨豢蠟楹笳撸瑒t只有勉強選擇前者。至于內(nèi)心與現(xiàn)實的矛盾該如何調(diào)節(jié)與平衡，陳寅恪建議效法曾國藩，“以黃老治心，以申韓治兵?！保ㄒ陨详愐∷砸妳清?927年6月日記）

對于陳寅恪的意見，吳宓向來是非?？粗氐模凑账约核f已經(jīng)同時踏上現(xiàn)實與理想兩匹奔馬的他，已經(jīng)不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點，盡管他沒有高明的騎術，也只能任憑“二馬”奔馳，不僅撕裂了其肉體（如文革中之被批斗毒打）。而且更不停地撕裂其靈魂。

因此，吳宓在其早年日記中給自己所做的分析，尤其是在王國維自殺后吳宓對自己在未來的思想變化只能適合1949年之前的吳宓，而之后的吳宓則與大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逐漸喪失了自我，也喪失了證明自我之價值的能力。

自然，王國維對吳宓的影響始終沒有消失。十年浩劫時的吳宓，在重病纏身又慘遭人身侮辱時，是以吟誦王國維的《頤和園詞》和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挽詞》作為自己精神支撐的（見吳宓日記），至于他為何沒有以自殺來反抗所受的屈辱，這恐怕是一個連王國維、陳寅恪等也難以回答和解釋的問題。也許，吳宓所面對的與王國維所面對的已經(jīng)根本不同，或者已經(jīng)根本無法以自殺進行所謂的反抗——自殺已經(jīng)沒有任何意義，或者只是淪為時人的笑柄，吳宓肯定預見到自己倘若如此的結(jié)局了，悲夫！在一個連自殺都沒有意義的時代，王國維即使還在，又能說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今人常常假設，如果魯迅在1957年、在十年文革中會有怎樣的結(jié)局，我們不妨再假設一下，如果王國維在1957年、在十年文革中，又會怎樣呢？

寫到這里，我們當引吳宓在1929年所寫的《王靜安先生逝世二周年》中的詩句，以表示對他們那代人的敬意：

悼公詠落花，倏忽一年事。

大化常遷流，夏去春又至。

長眠得所樂，世漸忘公志。

新會人中杰，袖手隨公去。

哀時淚紛紛，地下可相值。

吳宓當時不知為什么沒有寫完此詩，令人思之不免有些惆悵。不過，也許正是這未完成之作，才更能引起我們的思索，對他們那一代人，對他們那個時代，還有他們所死死生生都無法忘懷的中國文化？

最后，本節(jié)之小題目所引《詩經(jīng)》句，既可以說明梁、吳二人對王國維的理解多少有些隔膜，也可用來表白筆者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敬意與緬懷之情，就此打住，打住。